译者按：

2023年，日本末期癌症幸存者、《信使》期刊主编杉浦贵之先生编著出版了《从癌症Ⅳ期生还的康复记录》（がんステージⅣ克服）一书。该书以访谈或以患者本人手记的形式记录了8位Ⅳ期癌症患者的康复历程。

本文翻译自8位癌症幸存者之一的高原和也的手记。高原和也，冲绳人，1975年生，在2006年31岁时被诊断为高恶性度的“成人T细胞白血病”。骨髓移植后经历两次复发和骨转移，在2009年被宣告“最快可能活不过2到3周”。然而，在一个人的一句话触动下，他奇迹般地迅速走向康复。后来，高原挑战火奴鲁鲁马拉松（火奴鲁鲁即夏威夷檀香山），并跑完全程（20公里）。从檀香山回日本后不久，高原辞去政府公职，成为一名全职疗愈师至今。

高原接受过很多治疗，包括常规治疗和补充医学，但他的康复绝非因为其中某种疗法是“魔法子弹”，当然，也没有任何一种疗法适用任何人。那么，高原究竟是如何成功康复的？

本文是一篇极具“能量”的文章，约1万字，期待您认真读完或听完，并希望您始终带着一个基本认识来阅读本文，即：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愈力量；我们看待自己与疾病的方式，要么严重限制了自己的康复潜力，要么开启了一条意想不到的治愈之路。多数情况下，治愈是不能用钱买来的，世界上没有魔法子弹，没有让健康状况突然改善的外部力量，治愈更多关乎内心；精神与身体之间的沟通感应可能对疾病的彻底治愈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心灵即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也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

译者：东坡雪堂，日本临床肿瘤学会会员，日本22世纪尖端医疗信息机构A级会员，健康管理师。

目录：

一  一次献血，发现自己是病毒携带者

二  患上成人T细胞白血病

三  接受骨髓移植

四  骨髓移植后，癌症复发了

五  被告知最快可能活不过2到3周

六 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查出卵巢肿瘤

七  我身上的肿瘤开始发生变化

八  癌症康复者的火奴鲁鲁马拉松

九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十  患病之于我的意义

一

1999年5月12日，我在课间闲逛时，看到校园里停着一辆献血车，于是抱着就当做个简单健康检查的心态，我体验了人生第一次献血。当时我22岁，正在读大学。过了大约两个月，我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红十字会的信函。信中表示我的血液检测结果良好，但还附有一份小册子，介绍了HTLV-1（成人T细胞白血病病毒）的相关信息。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

通过小册子，我了解到HTLV-1是一种通过母乳传播的病毒，可能会增加婴儿成年后患成人T细胞白血病（ATL）的风险。在日本，这种病毒的携带者多见于九州和冲绳地区。尽管这也关系到我的母亲和兄弟，但我决定不告诉他们，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恐慌。也因为红十字会的信函上写着：您的血液不能用于输血，但即使携带这种病毒，大多数人在一生中健康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然而，大约十年后，我不幸确诊成人T细胞白血病。这时，我才第一次告诉家人这一消息。之后的骨髓移植配型检查发现，家中其他人都不是HTLV-1携带者。医生推测我可能是在出生时因为“借奶”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或许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安排吧。

二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稳定的公务员工作，然后结婚，并在26岁时迎来了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在27岁时，我买了自己的房子。工作上，我也没有太大的不满，身边的同事友好。我认为自己过上了世人眼中一帆风顺的生活。2006年4月，我在30岁时被调职到石垣岛县立医院工作，全家四口搬到那里。工作虽然有些忙碌，但石垣岛自然环境优美，我很享受在岛上的生活。闲暇时，我们会与同事打棒球、网球，和家人一起野餐、钓鱼、觅潮、抓甲虫等。

适应了石垣岛生活后的2007年2月底，我的身体状况出现不佳。早晨，精神饱满地去上班，但一到傍晚，就出现低烧和疲倦。起初我以为只是感冒，但服用了感冒药后，情况依然没有改善。之后，每天早晨起床时，我发现床单都被冷汗浸湿。

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后，我的颈部淋巴结开始肿大。我内心越发不安，于是上网查找相关信息，发现自己的症状完全符合恶性淋巴瘤或白血病的症状。我不禁心生疑虑，自己是不是得了成人T细胞白血病？

我先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表示可能是亚急性坏死性淋巴结炎（这种病通常会自然痊愈），建议我观察一个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淋巴结的肿胀不仅没有消退，反而逐渐增大。大约两周后，即2007年4月上旬，颈部的肿胀愈发严重，饭后还会出现腹痛。我意识到情况不妙，决定提前再次就医，做了包括超声在内的一系列检查。检查发现，腹部也有疑似肿瘤的东西。医生紧急推荐我到冲绳本岛的综合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我不得不离开刚参加完幼儿园入园仪式的女儿们，独自乘飞机前往冲绳本岛。

在本岛的医院，我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我，很可能是恶性淋巴瘤或白血病，而且病情已经相当严重，需要尽快开始化疗。听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我一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流泪。然而，当我离开诊室走向父母在等候我的候诊室时，我突然想到“我可能会死”、“我可能无法见证女儿们的成长”、“女儿们将不得不承受我从未经历过的悲伤”。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一个人径直走进厕所，强忍着不出声地哭泣。

回想起来，那是我在患病期间唯一一次流泪。

三

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成人T细胞白血病。

医生告诉我，即使接受化疗，生存期的中位数通常也不会超过一年；即使进行骨髓移植，痊愈的可能性也很低，五年生存率并不乐观。由于成人T细胞白血病的标准治疗尚未确立，治疗的目的最多只能延长寿命。我问主治医生：“您治疗过的患者中，有骨髓移植后成功康复的吗？”医生回答说：“听说有些患者在几年内过得还算不错。”从头到尾，我始终没有听到治愈的病例。

化疗很快开始了。我对自己患上没有治愈希望的疾病感到无比懊恼，不想见任何人，甚至将患病的原因归咎于母亲。在无菌室里，即使在身体虚弱不堪时，我也用被子把自己盖住，拒绝与人交流，甚至连家人也不愿见。在病中，我充满了“受害者”心态。因为“借奶”感染病毒，并最终罹患几乎无法治愈的疾病，我对自己感到深深的悲伤。

经过化疗，我的病情得到了缓解。根据初步治疗方案，下一步是寻找合适的骨髓移植供体。骨髓移植作为一种延续生命的治疗手段，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门槛。由于在家人中找不到合适的供体，只能通过骨髓库来寻找捐献者。在我发病六个月后，终于找到一位骨髓捐献者。期待已久的移植手术定在了2007年12月5日。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延命的机会来了。不过，我也被告知，这种延命可能是短暂的，而且骨髓移植本身也伴随着致命的风险。

经过最初的化疗，癌症一度得到完全缓解。然而，没过多久，癌症在骨髓移植前复发了，因此移植只能在部分缓解的状态下进行，而非最佳状态。不过，医生告诉我，骨髓移植前的预处理需要通过高剂量的化疗药物来摧毁造血干细胞（免疫系统），同时清除复发的癌细胞，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治疗开始后，不仅癌细胞受到攻击，全身的细胞也遭受破坏。伴随着剧烈的副作用，我呕吐不止，几乎一直呆在无菌室的厕所里。

终于到了骨髓移植那天。捐赠者在关东的一家医院采集了造血干细胞。据悉，捐赠者是一位比我稍年轻的O型血男性。我的主治医生一大早从冲绳飞往关东，取回了捐赠者的造血干细胞。当天傍晚，医生将这些细胞缓缓地注入我的体内，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小时。我对捐赠者充满感激，为我这位陌生人，他不仅付出了时间，还忍受了因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带来的痛苦。

不过，即使移植顺利完成，接下来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新的造血干细胞是否能够在体内生根发芽并生成新的血液。大约过了两周的时间，骨髓移植前因高剂量化疗而降到零的白血球数量开始逐渐上升，新的造血干细胞已经开始在我体内生根发芽，同时血型也由A型变为O型。我的免疫力从零回到了初生婴儿的状态。

四 

骨髓移植后，我得了带状疱疹，但体力逐渐恢复。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摆脱对复发的忧虑与恐惧，心想：“虽然现在勉强保持着健康，但很快会复发吧。”与康复的喜悦相比，我每天都在担心复发的阴影中度过。由于我所掌握的关于成人T细胞白血病的信息仅限于过去的资料和所谓的社会常识，这让我认定自己迟早会复发。果然，骨髓移植不到一年，癌症便如预期般复发了。

幸好这次复发只限于右腋下的一处地方，通过放疗暂时得到了缓解。当时我已经病休近两年，尽管病情尚未痊愈，我还是决定在被解雇前重返工作岗位。我想，如果我注定不久于人世，那就尽力为家人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在体力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复发四个月后，我重返了工作岗位。但我依然抱着“自己是被感染得病、活不长久的病人”的受害者心态，既没有打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也没有认真审视内心，更没有重新思考人生中重要事项的优先顺序。

五

回单位上班约三个月后的一天，那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我感到右膝旁边有些痛，还以为是因为周末活动过多所致。然而，疼痛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剧，逐渐发展到拖着腿走路的地步。

在2009年6月的一次定期骨科检查时，一位初次见面的骨科医生淡淡地对我说：“这是病理性骨折，应该是复发。恐怕很快会影响到神经，导致无法行走。你应该去内科看看。”这是一次感受不到同情的再次复发的告知。由于这次复发涉及骨转移，我不得不再次休假。坦白说，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再重返职场了。

最初只是右腿的腓骨有些疼痛，但随着时间推移，疼痛加剧，我在家中只能靠坐在带轮子的椅子上缓慢移动。接着，颈椎也开始疼痛，转动头部时必须用手支撑，才能勉强转动。起初，我还能慢慢走去医院，但后来情况恶化，走路需要一根拐杖，再后来需要两根，最后只能依靠轮椅前往医院。

住院后有一次看门诊时，医生对我说：“在医院还能做的治疗，非常有限了。即使继续治疗，也只有化疗。但病情还会继续恶化下去。高原先生，恐怕您已经无法再回家了。”我当然感到绝望和震惊。但从病发初期开始，我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在告诉我，无论接受何种治疗，我的病“无法治愈”，而我“终将死亡”。所以在那一刻，我反倒有些释然了。

不过，我的病情“背叛”了医生的预期，竟然没有进一步恶化。尽管情况不佳，但因为状态相对稳定，所以得以出院。我为能够出院感到高兴，但同时医生告诉我，在出院说明时需要叫家人过来。最终，像在电视剧或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我接到了“关于预期寿命的宣告”。

“如果快的话，可能只剩下两到三周。有什么想见的人，趁现在去见吧。”

即使在收到如此绝望的宣告后，家人依然不肯放弃为我治疗，一直不断给予我希望。他们说：“即使是昂贵的治疗，只要你想做就去做，卖掉房子也没关系。”“你会没事的！”。正因为有他们，我才能在精神上保持了稳定的状态。实际上，为了给我筹措治疗费用，我的父亲悄悄卖掉了他退休后买的一辆新款大型哈雷摩托车。

这样，我没有经济上的顾虑，凡是想做的治疗都做了。我服用了大量的补充剂，接受了高浓度维生素C注射疗法¹和胎盘素疗法²，还在家里安装了镭矿石温热岩盘浴房。在我接受的这些补充疗法中，最昂贵的是不在保险范围内的自体NK细胞疗法（约300万日元）。这种疗法通过采集、培养和激活自身的NK细胞，再将其注入体内，当时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免疫治疗方法。

译者注：

1 胎盘素疗法是一种使用从人或动物的胎盘提取物制成的药物或补充剂的治疗方法。胎盘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酶、蛋白质等多种活性物质，具有促进细胞再生、增强免疫力、抗衰老和改善皮肤质量等作用。

2 关于NK细胞疗法和高浓度维生素C注射可以参考公众号“归野拾光”文章《补充医学治疗常用的几种免疫疗法》和《维生素C能辅助抗癌，不是“伪科学”，更不是神话》。

当我告诉主治医生我要做自体NK细胞疗法时，主治医生告诉说：“你还不如去旅行散散心。”尽管医生这么劝告我，但我还是做了NK细胞疗法。之后我发现，身体表面可以触摸到的几个肿瘤都缩小了。

六

尽管免疫疗法有一定效果，但癌症并未达到根治，新的肿瘤出现了。我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尽管身体疼痛，但我没有去住院，而是每天在家中度过，等待死亡的到来。

有一天，家人在与邻居闲聊时提到我的情况，谈到我治疗进展不顺的情况。邻居提到一位灵能者（YUTA）T先生，建议我们去见见。

译者注：

YUTA是冲绳的传统灵能者或巫师，在冲绳相对常见。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进行占卜、治疗和提供精神上的指导。YUTA常被认为能够与神灵或祖先沟通，帮助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在冲绳文化中，YUTA被视为拥有特殊的灵性知识和能力，对当地居民有一定的影响力。

2010年4月29日，我与T先生初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此前的治疗过程，包括关于预期寿命的“宣判”。我以为T先生在听完我的话后，会说一些诸如“你已经很努力了”“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的安慰话，因为在我看来，我自己明显快要死了，按常理他也应该这样说。然而，T先生对我这样一个非常可怜的患者——出生时被迫饮用他人的母乳，可能因此感染病毒而导致白血病，即使接受了极其痛苦的骨髓移植治疗，身体变得极度虚弱，也没有得到治愈——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如果想死的话，那就死吧。”

这句话令我感到震惊。这个人怎么会说这样的话！而且，我的两个女儿就在面前。

震惊之余，我开始反思：“嗯？T先生说如果我想死，难道是我自己不想活了吗？是这样吗……或许确实是这样，可能真的是我自己制造出的现实。”不知为何，我很快意识到一点。不能再让女儿们看到我活地如此羞耻。

“不要再扮演‘受害者’了。”

于是，我扔掉了佩戴的护身符、能量石和所有的药物，停止了向神灵祈求庇佑，把遗书也扔掉了。

“啊，我应该没事了。”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种感觉。

这次与T先生的相遇，使我第一次开始学习心灵与身体之间的深刻联系。从那时起，我开始面对自己，重新审视自己认为的“理所当然”和所谓常识，反思自己心中各种“应该”的观念。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丈夫、父亲和一家之主，我过度背负了许多所谓“应该做的事情”，一直在努力争取职场和社会的认可。这使我内心累积了连自己都未察觉的愤怒和压力。

曾有一天，我在和双胞胎女儿——当时她们是小学校二年级——泡澡时告诉她们：“爸爸快要死了。”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自己正在接受治疗的事实，但我却让天真无邪的女儿们感受到我对死亡的不安和恐惧。不久之后，家人注意到二女儿的胸部出现肿胀，决定带她去看小儿科。最初，小儿科诊断为“早发性青春期”，但血液检查结果显示需要到大学医院的妇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详细检查发现二女儿患有卵巢肿瘤，需要手术治疗，因此安排了两周后复诊。

我意识到，是与我特亲的女儿顺从地接收了我的意念并与融为一体。由于我已经开始学习心灵与身体的联系、意念以及语言的力量，我不停地对二女儿说：“爸爸已经没事了，你不需要和爸爸一样。对不起。”

我并不认为女儿的症状会立刻好转，但令人惊讶的是，复诊日前，症状竟然消退了。复诊的检查结果显示，女儿的卵巢肿瘤完全消失，血检数据也恢复正常。女儿不再需要手术了。

医生惊讶地说：“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肿瘤在短时间内消失），真是给我上了一课。”

从这次现象中，我深刻体会到思想可以转变为现实。我确信，思想的力量既能制造癌症，也能治愈癌症。二女儿长大后回忆起当时的经历，这样说：“我希望爸爸的病转移到我身上。当我得知自己生病时，我很高兴我的愿望实现了。能够分担爸爸的病痛，我感到很开心。”

七

我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一直为了不要死而活着。但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从“为不死而活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不过，我的身体上仍有数处肿瘤，特别是右臂上有一个超过5厘米的高高隆起的肿瘤。

听说断食对重置身心有益，于是我决定尝试一下。2010年11月1日，我来到奈良的一家断食道场，体验了一次正式的断食（译者注：作者参加的断食，在断食期间只喝水，也叫清水断食。请勿私自模仿，应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我并不是指望通过断食治病，而是抱着一种想要尝试的轻松心态。断食开始后，我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度过了大约两周的时间，几乎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也没有看电视。我只是不断地向身体表达感激之情：

“谢谢你，身体。谢谢你接纳疾病，谢谢你默默忍耐治疗带来的痛苦却从不抱怨，谢谢你作为人生伴侣做出的不离不弃的陪伴。”

断食开始前，我有一些感冒症状。断食开始后，鼻涕和痰就一直不断。令人惊讶的是，随着这些分泌物的排出，我右臂上那个大肿瘤竟然迅速地缩小了。简直就像右臂和鼻子是相连的一样。我由衷地感叹：“身体真是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

结束了大约两周的集体断食后，尽管身体还有些许活检留下的伤痕，但右臂上高高隆起的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我挥动着清爽的右臂，回到了冲绳。因为我目睹了身体的变化，我在内心深处发生了巨大的意识转变，我开始坚定地相信，“癌症是可以治愈的，癌症是可以治好的。”

其实，在我离开冲绳去参加断食之前，感冒症状就已经出现了。我并不认为肿瘤消失是因为断食，而是认为断食加速了肿瘤自然缩小的过程。另外，在断食前10个月，我就已经停止了口服化疗药物，而包括类固醇在内的其他药物也在7个月前就停用了。

2011年1月14日，断食回来后的第一次住院复查。曾经给我下达预期寿命“宣判”的主治医生仔细地盯着我的右臂，说：“……你的肿瘤已经消失了。”

“是的。我已经没事了。我想医院没有什么可以为我做的了，我应该不需要再来了吧？”

“是的。不过，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再来。”

我顺利从医院“毕业”了。

不有一点我必须反省，那就是曾对主治医生说过“当初不做骨髓移植就好了”这样的言辞。现在我明白，无论是抗癌药物治疗、骨髓移植，还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放射治疗，其实所有治疗都是必要的。而且这些治疗都是我自己选择的，但当时我心中充满了愤怒，质疑医生没有告诉我治愈疾病的方法，认为身体根本不必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和折磨。

为什么我接受了骨髓移植等各种治疗，癌细胞依然复发并扩散到全身，最后进展为末期状态？为什么在被宣告最快活不到两周的情况下，我还能自愈？

在肿瘤持续出现期间，我拼命地向外求，完全依赖医院的治疗、免疫疗法和补充疗法等，希望它们能成为魔法子弹来“治愈”我，并且我还将病因归咎于身体的缺陷（以我为例，导致自己患白血病的HTLV-1病毒感染）或外部环境等因素。我没有理解到问题的根源和答案其实是在内心而不是在外部，没有去调整内在的状态。在从疾病发作到被宣告剩余预期寿命，甚至等死的过程中，我一直以“受害者”的身份存在，觉得自己很可怜（这里的“内在”指的是从心灵深处涌现出的“情感”）。

我认为，放下“受害者”意识，开始对眼前发生的现实承担责任，是我痊愈的最主要原因。自己承担责任，意味着承认并消化从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负面“情感”。这在时间上正好与断食重合。

在被宣告预期寿命后，我慢慢修复自我认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和了解自己，开始去海边和山里，做自己喜欢的事。

八　

患病四年后的2011年5月，随着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康复，我顺利重返工作岗位。而且在复职后，我开始撰博客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够为那些与癌症等疾病抗争的人们带去希望。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传达我的经历和感受。就在2017年4月左右，我在网络上了解到一个名为“信使团队”的互助组织，这个组织中的癌症幸存者们正在备战火奴鲁鲁马拉松（檀香山马拉松）。我还浏览了组织发起人杉浦贵之先生的博客，对他的经历深感共鸣。于是，在骨髓移植后的第十年、重返工作岗位后的第六年，我决定挑战2017年12月举行的檀香山马拉松。

尽管病情已经痊愈，但我并不相信自己会跑完全马。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在用过去的病情作借口，不断限制自己，持续扮演病人的角色。我意识到，是时候放下这种心态了。于是，我决定挑战火奴鲁鲁马拉松，希望通过亲身体验，证明即使曾被宣告剩余寿命，也依然可以恢复健康，并希望将这一信念传达给更多的人。

为备战火奴鲁鲁马拉松而第一次踏上跑道的那一天，我对双腿充满了感激，边跑边泪流满面，不断对它们说“谢谢”。曾几何时，右腿因癌症复发出现病理性骨折，但现在它们又能跑起来了。随着训练的推进，我能跑的距离逐渐增加，原本纤细的双腿也开始慢慢长出肌肉。随着12月比赛日期的临近，内心即兴奋又紧张。

火奴鲁鲁马拉松没有时间限制，我开始对自己能跑完全马产生了一种没有根据的自信。更让我感到安心的是，我将与信使团队的伙伴们一起跑。

终于，火奴鲁鲁马拉松大赛的日子到来了。清晨5点，天还未亮，比赛开始了。我一边享受着现场热烈的气氛，一边轻盈地跑起来，感觉身体状态非常好。天色渐亮，当我看到约10公里处的钻石头时，心中不由涌起了一股感慨：“自己竟然能坚持到这里。”进入最后10公里后，我逐渐感到乏力，时而走时而跑。这时，我发现一位步伐与我相同的伙伴，重新鼓起劲头，最终以5小时55分钟的时间完成了比赛。

比我预想的跑得还要轻松，这让切丝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如此健康的状态。同时，我也意识到，若不是有那么多人的支持，我绝不可能坚持到这里，内心不禁涌起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九　

2011年1月，住院复查，那时肿瘤已经消失。出院时，我对主治医生说：“当初不做骨髓移植就好了”。但后来，我一直为此事心感歉疚——作为医院，他们已经尽全力为我治疗，我却甩给主治医生这样一句话。2019年4月底，我去拜访了主治医生，为当时所说的那句话做出了道歉和纠正，并终于向医生表达了感谢。

参加癌症幸存者火奴鲁鲁马拉松时（2017年），我的癌症已经痊愈几年，我也回到政府工作，经济状况稳定。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用过去的病情作为借口，对自己设限，对人生妥协，逐渐进入惯性生活的状态。然而，与我同行参加檀香山马拉松的伙伴们，虽然他们仍在接受癌症治疗，但却勇敢地直面自我，挑战马拉松。他们的身影让我开始思考如何活出真实的自我，这成为我突破自我限制的契机，并激励我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从火奴鲁鲁马拉松回到日本一年三个月后，2019年3月，43岁的我辞去了冲绳县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同年10月，我在冲绳县宇流麻市开设了“SUPPORT沙龙和美屋”。现在，我作为一名疗愈师，利用以往的经验，为那些抱有疾病等困扰的人提供健康支持。

我经历了癌症从短暂缓解到末期的过程，也见证了身体从癌症末期实现自愈的“奇迹”。这些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调整内在（情感）的重要性。有时我们会逃避对自己不利的事件，但如果无视从这些事件中涌现出的内在情感，那么在逃避的下一个地方，我们可能会再次遇到让我们体验相同情感的事件。其实，你不需要做特别的事情，你只需要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正视从每天发生的事情或每天的相遇中所涌现出来的思想或情感。

这不仅是我们爱自己所需的，也是通向治愈的路径。在沙龙里，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并通过正骨（CHIROPRACTIC）、情感和压力释放等疗程，帮助人们面对更加真实的自我，利用自身的力量重建健康。

十　

在治愈疾病的过程中，我无法确定哪种治疗方法是“灵丹妙药”。而且，我接受的任何治疗都不是“绝对”或“必定”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不会主动推荐给他人。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去“内观自我”的治疗方式，有些人通过手术、化疗、放疗等现代医学手段康复，有些人则通过饮食疗法、温热疗法、补充剂等补充医学方法康复，还有些人通过综合使用这些方法实现治愈。没有一种绝对有效的方法会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治疗和疗法都只是辅助我们康复的手段。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其实，生病的原因并不容易找到，有时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我自己也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的疾病。生病并非因为我们做了坏事或我们是坏人，也不会因为我们变成好人而治愈。虽然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或饮酒过度可能会诱发疾病，但这些只是表面的诱因。真正的原因可能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中。例如，为何会有吸烟的欲望，或为何会过度饮酒。或许，我们应该将意识转向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本问题。

不过，因为生病，我得以体验了许多情感，有喜悦，有愤怒，有悲伤。我之所以生病，或许就是为了让自己找到自我，为了让自己体验这些情感。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经历各种情感，无论是喜悦还是愤怒，安心还是不安，它们都是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就我的经验而言，即使是我们认为困难的生活事件，对我们来说往往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和必要性。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不必去远方寻找，因为答案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无论是治愈疾病，还是克服困难，答案皆是如此——总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

对我而言，活出真实的自己，积累各种经验，通过健康传递真相，是对生命最好的回馈。我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去传递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骨髓移植后经历复发和再复发，仍有可能从医学上被认为无法治愈的状态中重建健康，实现自愈。

如果没有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将无法传递这一点。